“四人帮”殉葬者（张志鸿）

“中国的十月”

1976年10月6日，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等要员遭到隔离审查。在这喜讯传来之际，资深诗人郭沫若喜不自胜，挥毫泼墨，创作了《水调歌头·粉碎“四人帮”》以抒发胸臆；而中年诗人贺敬之亦激情满怀，创作了《中国的十月》一诗，倾诉心中澎湃之情。

更具有影响力的，无疑是施光南作曲、李光羲演绎的《祝酒歌》，这首歌淋漓尽致地抒发了那个时代广大民众的共同喜悦。然而，欢乐之余，难免有人心怀忧虑。回顾那段历史，不难察觉：在全民欢腾之际，亦有一些人心绪低沉，甚至有少数人选择了以生命终结自己的痛苦。

王曼恬之死

1977年1月27日，时任天津市委书记，相当于现今市委副书记的职务，以及市革委会副主任，相当于副市长职位的王曼恬，不幸自缢离世。王曼恬，湖南省湘乡县人，1913年出生，系毛泽东的表侄女，同时也是王海容的姑母。这源于她的祖母文六妹是毛泽东母亲文七妹的亲姐姐，而她的父亲王星臣则是王海容祖父王季范的亲兄弟。

在三十年代的上海，她投身于新华艺专的艺术殿堂，研习美术之艺，亦曾投身地下斗争。随后，她远赴延安，于边中一队担任美术教育的重任。1938年，她与诗人鲁藜喜结连理，育有三子二女。新中国成立后，她担任天津女一中教务主任、市教育局分局局长等要职。然而，在1955年，时任天津市文化局局长的鲁藜被错误地划为“胡风分子”。在经历了无尽的痛苦与折磨之后，王曼恬毅然决然，选择了与鲁藜解除婚姻关系。

1968年二月，王曼恬致信江青，揭露了天津举办了一场所谓的“黑会”及一幕“黑戏”——即在该市召开了一场名为“全国工农兵文艺战士座谈会”的活动，同时，天津人民话剧院亦编排并上演了话剧《新时代的“狂人”》。

此信激起了江青的深切警觉。2月21日深夜，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姚文元、谢富治等中央领导，亲自接见了乘坐卡车抵达的“天津各界群众”逾千名，并对部分人员进行点名批评，强调了对天津文艺界和政法界的整顿与清理。

会议结束后，市公安局局长江枫随即遭到拘禁，副市长王亢之则返回天津，吞服了大量安眠药自尽。随后，天津地区迅速展开了对“二黑”势力和“砸烂公检法”运动的批判。这一事件，便是文革期间备受瞩目的“二二一”事件。

王曼恬是王海容的姑母，与毛主席有亲戚关系，因此能够与毛主席有直接的接触和交流。

吴德遂向王曼恬提出兼职文化组的请求，允诺她在天津的原职不受影响，只需每周来文化组一至两次。王曼恬表示赞同，却提出需征得毛主席的同意。吴德建议她以书信形式向毛主席咨询意见，王曼恬如言所行，毛主席亦欣然应允。吴德评价道，王曼恬在文化组的工作表现突出，她向毛主席反映了一些情况，并协助解决了文化组面临的诸多问题。

数度遇于会泳、刘庆棠、浩亮企图对他人施以不公，然王曼恬一经发声，三人便纷纷收手。王曼恬虽才情有限，却对工作充满热忱，敢于直言。1973年，国务院有意将河北省的蓟县、宝坻、武清、静海、宁河五县纳入天津市管辖，此举对天津的发展大有裨益，然实施之难亦不容忽视。在天津市委第一书记、革委会主任解学恭的委托下，王曼恬亲自拜访李先念副总理，屡陈利弊，终使此事得以圆满促成。

在助力和推广陕西户县农民画的过程中，王曼恬亦倾注了大量心血。自粉碎“四人帮”后，王曼恬便成为了审查的焦点。自1976年12月起，天津市委多次召开常委会，要求王曼恬阐明问题，然而她始终未能说清，且表现出强烈的抵触情绪。1977年1月4日午后，她在办公室内服用了过量的安眠药。幸得警卫人员及时发现，并迅速将她送至医院抢救，这才避免了悲剧的发生。

天津市委迅速向中央汇报了相关情况，并针对王曼恬实施了保护性措施，特地组建了一个由20余人组成的专项看护团队。解学恭对这支看护团队提出了三点明确要求：首先，要严防自杀事件发生，确保安全无虞；其次，在政治立场上要明确界限，避免任何不必要的误会；最后，在生活方面要给予王曼恬适当的关照。

在1月18日至26日这段时间里，市文化局、市直机关、文教系统以及天津大学、南开大学等五家单位相继召开大会，对王曼恬进行了批斗。1月22日，王曼恬向解学恭写信，表达了自己在批判声中愈发感受到的精神压力，并透露出由于受到监护，她感到“精神上难以承受”。到了1月27日晚上21时40分，值班人员发现已入睡的王曼恬面色不佳，怀疑其可能突发心脏病，随即请来医生进行检查，结果发现她的瞳孔已扩散，呼吸也已停止。

经过法医鉴定，发现她曾将床单撕扯成布条，并与其中的一条毛巾拼接。随后，她将布条的一端系于床头栏杆，而另一端则紧紧缠绕在脖颈，随着身体的重力下滑，最终导致窒息而亡。

经调查，王曼恬自1968年2月至1976年10月间，曾向江青等人致信33封，并保存电话通话记录23份。其主要问题在于，她向江青发送密信，引发了一场后果极为严重的“二二一”事件；其次，她积极追随江青的步伐，尤其在1976年，她竭力推动了对邓小平的批判运动。

刘传新之死

1977年5月19日的上午，北京市公安系统的众多干警汇聚于北京体育馆，共同参与对市公安局前任局长刘传新的批判大会。然而，随着时间一分一秒的流逝，会议却迟迟未能开始。现场气氛变得焦躁不安，人们开始交头接耳，议论纷纷。就在这时，一个令人震惊的消息不胫而走：刘传新竟然选择了自杀！

刘传新，昔日南京军区某军副政委，素有“文武双全”的美誉。1967年新春伊始，中央高层作出决策，对北京市公安局实施军事管理，并计划派遣逾千名军官入驻。在南京军区分配的名额中，特别指派一名军职干部，于是刘传新脱颖而出，成为南京军区的推荐人选。2月11日，军管会正式对北京市公安局进行接管，全面实施军事管制。刘传新由此担任军管会副主任及党委副书记的要职，位居军管会核心领导之列。

“市公安局在文革前堪称一个彻头彻尾的黑暗势力聚集地。一群黑帮分子长期横行霸道，犯下滔天罪行，他们在政治上公然与毛主席对立，竭力抵制毛泽东思想，推行资产阶级的统治，妄图复辟资本主义。”不久，这位敢于直面挑战的刘传新便勇担重任，成为了军管会的负责人。

1967年年末，军管会发布了《关于北京市公安局问题的汇报提纲》及《关于彻底改造旧北京市公安局的若干问题》两份文件，对公安局进行了指控，称其为“彭真、刘仁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推行资产阶级专政的器械”，“包括10名正副局长、117名正副处长、分（县）局长在内，均系特务、叛徒、三反分子”，“公安局内部存在超过千名的败类。”

继而，刘传新指派专案组搜集各级领导在侦查案卷中的审查意见与批示，并据此编撰了《关于罗瑞卿、刘仁、冯基平、邢相生等一伙反革命集团通敌外国的情形报告》，无端指控罗瑞卿等31位领导干部涉嫌“通敌外国”。

随后，组建了一支队伍，人数从最初的300余众逐步攀升至2000余人。经过一年多的辛勤工作，全面清点了77万余卷档案以及105万件零散资料。在审查过程中，共发现所谓“出卖情报”的资料8600余份，“叛徒、特务、反革命”相关线索材料15万余份。其中，8.5万份重要材料被汇编成122册，并分发至全国各地进行追查，这一行为导致了极其严重的恶劣后果。

另一份揭露以冯基平、邢相生、闵步瀛、张烈、焦昆为首的现行反革命集团内幕的文件，将冯基平定性为“特务分子”，而邢相生则被列为“特务嫌疑”。该文件依据一名汉奸宋××的虚假陈述，断言从中央至地方，共有39名领导干部曾参与日伪“远东国际民主联盟”特务组织，并有300余名教授、干部及职工被指为日伪潜伏特务。

包括“庇护、放走叛徒、特务、反革命分子1227人”，“放走帝、蒋重要特务间谍109名”，“向美蒋特务机关及英、日、缅、印等国家泄露核心机密情报1349项”，“向敌人提供机密情报5689件”。据此，原北京市公安局被定性为“敌人的特务机关”，历任公安局长均被指责为“通敌叛国、罪孽深重的恶人”。

鉴于这些所谓的“罪证”，北京市及公安系统内的众多干部遭受了残酷的迫害。在此期间，曾长期分管政法工作的原北京市委第二书记刘仁，于1973年10月在秦城监狱不幸含冤而终。罗瑞卿、冯基平、邢相生等众多人士被长期监禁，而4000余名公安干警则被迫离开了北京市的公安队伍。

1976年淸明前后，北京爆发了悼念周总理引发的“四五”群众运动。刘传新组织警力镇压广场民众，并动用技侦手段，查后台，追线索，追到了一些老革命家、老将军的头上。“四五运动”现场掠影“四人帮”垮台后，北京街头出现了《向刽子手刘传新讨还血债》的大字报及漫画。1977年初，有人在北京市公安局大楼里贴出了题为“庆父不死，鲁难未已”的大字报，公开点名刘传新是在北京市公安系统一手遮天的“庆父”，强烈要求清算他充当“四人帮”的打手镇压群众的罪行。

1977年1月27日，刘传新遭受了市公安局长的职务剥夺，并接受了相应的审查。他的神情如同泄了气的皮球般失落，带着一丝伤感感叹道：“这一生，我已无所遗憾，见证了无数风云变幻，品尝过各式高级饭店的美食……”在审查期间，刘传新被隔离于他居住多年的东交民巷院落之中，心中充满了沮丧与紧张。

5月18日，他接到了北京市公安局的通知，得知第二天将举行“批判刘传新大会”。他脸色瞬间变得苍白，沉默不语，却竭力维持着表面的镇定。翌日凌晨，他在自家院落中的一棵树上选择了以自缢的方式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在1967年左右，由于“三支两军”政策（即支持左派、支持工人、支持农民，实行军事管理及军训）等因素，众多军官转而投身党政机关工作，如李震（曾担任沈阳军区副政委，文革期间短暂担任公安部部长，后于1973年自杀）、郭玉峰（曾任某军政委，文革中担任中组部部长）、施义之（曾任某军政委，文革期间担任公安部党的核心小组负责人）。他们普遍学历不高，然而在执行上级指令时却态度坚定。在这些人中，刘传新以其残酷的执法手段和毫不留情的作风著称，似乎在职业生涯中未能自控，最终沦为历史的罪人。

于会泳之死

1977年8月31日，我国前文化部部长于会泳不幸服毒离世。于会泳，山东威海人士，1926年诞生；自1946年投身革命，他在胶东文化协会文艺团期间，掌握了谱曲、编导技巧，并精通多种民族乐器的演奏，同时还整理并出版了《胶东民歌集》。

1949年8月，我有幸被选送至中央音乐学院上海音乐教育专修班深造；翌年9月，我留任中央音乐学院华东分院音乐工作团，担任创作组组长一职；1952年11月，我被调至该校民乐系，成为一名教员；至1962年9月，我晋升为上海音乐学院音乐理论系的副主任。自1965年起，我受到借调至上海京剧院，全情投入到京剧《海港》与《智取威虎山》的唱腔设计工作中，将传统京剧唱腔与西洋音乐巧妙融合，既坚守京剧的正宗血脉，又实现了创新性的突破。

1965年6月的初期，江青在《文汇报》上浏览了于会泳所撰写的评论《评郭建光的唱腔音乐设计》，对其甚是欣赏。张春桥洞察江青的心意，随即搜集了于会泳的几篇其他文章，江青阅后均感满意。不久之后，在锦江饭店的小礼堂中，江青在召集《智取威虎山》与《海港》的部分创作者时，特地指名要求于会泳出席。自此，于会泳得以摆脱了曾经的批判困境。

1967年春季，彼时他身兼上海市文化系统革委会（筹备）主任与上海音乐学院革委会副主任的双重职务，对“样板戏”的投入更是不遗余力：他首倡“三突出”理论，并主张将中西混合乐队运用于“样板戏”，以此拓宽京剧音乐的展现空间；他主持了第二批“样板戏”《龙江颂》、《杜鹃山》、《磐石湾》的创编与排练，在艺术风格上也进行了创新，如《杜鹃山》一剧中，全剧均采用韵白进行对话。到了1973年8月，于会泳荣升为中共第十届中央委员，并被调至国务院文化组担任副组长，实际上负责主持相关工作；次年1月，在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他被选为文化部部长。

会泳与江青大寨会面

“务必提高警惕，确保安全。”但并未要求采取进一步的措施。

8月28日的清晨，于会泳在院落中漫步时，瞥见厕所窗外放置着一个装有消毒“来苏水”的瓶子，便悄无声息地将它移至自己日常洗脸的地方。午后的休息过后，他去往厕所进行洗漱，又将“来苏水”倒入刷牙的杯中，用湿毛巾包裹着带回了房间。在与江青等人合影留念后，他向母亲、妻子及女儿留下了遗言：“我追随‘四人帮’而犯了罪，对华、对党、对人民深感愧疚，我的下场咎由自取，唯有以死（后改为‘长期’）方可赎罪……我对‘四人帮’深恶痛绝，亦对自己痛心疾首；必须彻底摒弃旧的于会泳！实现彻底的蜕变……”当晚约8时，他一饮而尽大约160毫升的“来苏水”。待被发现时，他已昏迷不醒，随即被送往阜外医院抢救，终因抢救无效而离世。

在会泳离世之后，组织作出的结论是：“因畏罪而选择自杀，从而与党和人民断绝了联系。”1983年4月，中共中央正式批准了对他的党籍予以开除，并撤销了他党内外所有的职务。

张春桥母亲之死

1977年4月1日，张春桥的母亲宋蕙卿在上海不幸离世。张春桥的祖父乃清末时期的一位官员，而他的父亲张开益，在家中排行第二，原本已获得北大的录取资格，却因家中长子已在北大求学，故未能成行。随后，他选择在山东就读医科大专，并曾担任高唐县国民党少校军医。随着日军对山东的占领，张开益曾为日伪政权效力。日军投降后，他继续担任济南某医院院长一职。

长子张春桥，次子张铁桥，三子张秋桥，四子张佩英（女儿），五子张月桥，而老六和老七的姓名则未能详知。在20世纪50年代初期，张春桥的父母曾短期来上海居住。张春桥迁至康平路市委宿舍后，便将父母接到上海同住。

张春桥事件爆发后，其子张旗及胞弟张秋桥亦相继被实施隔离审查。张旗，乳名毛弟，于1950年代初在上海降生，身为张春桥的唯一子嗣。张秋桥，1920年生人，早在1937年12月便抵达延安，比张春桥提前两个月。在抗战时期，他在山东地区工作，曾担任罗荣桓的秘书；1955年荣获上校军衔，并于1963年跻身《解放军报》副总编辑及社党委第一副书记的职位。文革期间，他遭受批判与下放之苦，直至1975年7月方才获得“解放”，此后担任总政治部宣传部副部长一职（自1975年1月起，张春桥兼任总政治部主任）。

自张春桥被捕，张秋桥亦随即受到隔离与审查，缘由是有关方面对他1976年9月前往北京郊区某坦克师“行动”的疑虑。此外，早在1974年3月30日，张春桥唯一的妹妹张佩英因一场不幸的医疗事故在手术台上离世，享年46岁。张佩英自1948年8月投身革命，生前曾担任上海第一医学院教育革命组副组长及院机关党支部书记的要职。

1949及其后》等著作，均未发现有关宋蕙卿自杀经过的记载。网上流传一则传说：一位外孙女前来探望她，她将仅剩的百来元交予外孙女。外孙女离去后，她亦随之离世。

本可免死。

原本，这些人本无丧命之必要。首先，罪责并未达到足以处死的程度。刘传新因背负血债，理应受到法律的惩处，而王曼恬与于会泳所犯者乃路线之误，至于张春桥的母亲，则纯属无辜。其次，他们对时局的判断出现了偏差。在文革期间，那一场你死我活的、残酷无情的政治斗争，让他们对未来感到彻底的绝望。他们又怎会料到：文革过后，中国焕然一新，社会与政治环境也日益趋向宽松。

宋蕙卿老人未曾料想，儿子张秋桥、孙子张旗竟能安然无恙地度过难关。经过详尽的审查，并未发现张秋桥有任何不当之处。1984年，张秋桥依副军职级别退休，并于2005年出版了回忆录《但求屹立天地间》，全书详述了他的心路历程。2010年，张秋桥安详离世，享年九十岁。张旗在经过审查后，同样被证明清白，得以无罪获释。

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即便在会泳离世之后，他作为杰出的音乐家，依旧赢得了社会的广泛认可。1997年，《音乐人文叙事》杂志的创刊号上，发表了其遗作《民族民间音乐腔词关系研究》。时至今日，《智取威虎山》等现代京剧作品依旧广为传唱，其独特的唱腔早已成为了经典。

于佳易，会泳之女，1954年降生。1975年，她成功考入总政歌舞团。然而，文革期间，她不幸卷入风波，演出被迫中止；离开军队后，她一度流离失所，幸得中国铁路文工团伸出援手，却又遭遇重重阻碍。在她的好友苏丹丹——叶剑英元帅的小儿媳、原总政歌舞团报幕员——的协助下，她写信向叶帅寻求帮助。叶帅的关注使得她得以加入铁路文工团，担任独唱演员，并为多部影视剧献声，还发行了个人演唱专辑。1989年，她远赴澳大利亚，在悉尼定居。即便刘传新背负血债，若非自杀，也有望获得较为公正的司法审判。1979年，新中国首部《刑事诉讼法》颁布，终结了长达30年的“人治”时代，将《惩治反革命条例》予以废除。1980年10月至12月，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对林彪、江青两个集团的主犯进行了公开审判，并将审判过程进行了直播。这是首次运用法律手段解决党内斗争，标志着法治建设迈出了重要步伐。

“要不断推动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与精神文明的三位一体协调发展，助力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这是首次将“政治文明”与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并列提出。及至2017年，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工作报告中，依然沿用了“政治文明”这一概念。在时代发展的洪流中，尽管前行之路充满挑战，但进步的脚步从未停歇。